治國理政
近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奇點政治研究院聯合主辦了第二屆『面向奇點的政治學研究』學術研討會。
劉擎教授在主旨發言中提出，生物基因、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新的前沿技術發展合流以後，很可能會造成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它們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們必須在不失去整體性框架的同時作更為細致的差異化的具體分析，避免作出可能倉促的論斷。
原文：《元宇宙能讓我們真的自由嗎》
作者 |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劉擎
圖片 | 網絡
前兩天我剛剛與朋友嘗試了ChatGPT，給我帶來一個感覺好像它幾乎通過圖靈測試，而且直接對我們寫作者、思想者、教育帶來挑戰性，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將來這種規模化的、板塊式的集體性教育是不是在未來還有必要。
面對這一時代新技術，有些人興奮，有些人恐慌，我是興奮和恐慌兼具。
因為我們目前對它還沒有總體性的認知判斷，哲學界對在現代資本運作框架中生長的東西大多持有質疑和批判態度。
但很多總體性的判斷可能還為時尚早，缺乏足夠的依據，其有效性至少應懸置一下。
人類文明的未來是否越來越令人擔憂？是否會走向失控？我們必須在不失去整體性框架的同時作更為細致的差異化的具體分析，避免作出可能倉促的論斷。
現代文明的開啟加速人類的出走
邵怡蕾博士提出，如果我們從一個地方移民到另外一個地方，這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從現實世界移民到元宇宙？我感到『移民』這個詞具有很深的象征意味。
對此，我可以獲得更為宏觀的長程的視野框架，雖然我還沒有足夠的準備，提出一個嚴謹的闡述，但大致的想法是，從長程的視野來看，人類一直在『移民』，甚至可以說，人類文明發展的驅動力就是『出走』。
所謂出走，就是從給定的、自然的、熟悉的、確定的生活，主動走向不自然的、未知的、不太確定的、令人向往的、不一樣的生活。
縱觀整個人類文明的歷程，從非洲大遷徙，到建立帝國，到後來工業化、城市化，到科技創新發展，就是從自然出走的過程。
我們對『自然』的感知也一直在改變。
出走，告別自然給定的條件下的生活，已經慢慢改變了原來的環境，甚至改變了人類本身，自然的都變成了不自然的。
出走就是這樣一個進程。
『人性』的意思是『人的自然性』《humannature》，但如果人已經『不自然』了，那麼人性也就發生了變化，於是所有的事情就都改變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願意出走，還有許多人寧願留守。
人類兼具秩序和自由這兩種需求。
秩序帶來確定性、安全感，自由帶來新的生命和創造。
問題在於，人類不是簡單的喜新厭舊，而是『喜新戀舊』的。
每個人內心同時都有這兩種追求。
在人類群體中，有的人更偏愛確定性和安全感，而有的人更期望探索新的天地和新的生活。
出走和留守這兩種願望，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分佈狀況。
這可能跟基因有關，也跟文化養成有關。
任何一個新的文明進展，在任何給定人群當中，都會造成既興奮又恐慌的反應。
在現代文明開啟的時候，特別是在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後，這種出走進程開始加速。
早期的農耕文明，人們在給定的條件下做一點加工改造，比如，在土地耕種上做小的改良。
現代科學則是要把自然研究透徹，人類本來依偎在大自然懷抱中，現在則站在大自然的對面來審視自然。
按照《據說是》培根的說法：我們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下拷打以逼其說出真相。
所謂說出真相就是揭示自然規律，於是有了科學革命，帶動了技術發展和工業革命。
現在有所謂『無土培植』的技術，根本不需要自然給定的土地、陽光和雨水，一切都靠人工制造，比如，在紐約和新加坡可以建造『綠洲』摩天大樓，只要設計好光照、濕度就把蔬菜生產出來了，這已經是種植工業了，告別了對自然環境的依賴。
現代文明，包括城市化、工業化、商業化，都是慢慢逃離自然給定的條件，而人為制造新的條件。
結果，不自然的東西用久了就被當作自然來接受了。
因此，我們在改變自然的環境下逐漸進入非自然、越來越人造化的環境，同時也在改變自己。
比如人的時空感在改變，你來自哪裡本來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據此大致可以判斷你這個人，現在我們卻可以不接受自己的出生地而移居，甚至還可以通過變性手術不接受自己被給定的性別。
整個人類的出走是一種叛逆，它內在於人類的心智結構，出走是其潛在性逐漸被釋放的過程。
我們能達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嗎
從十七世紀開始的三四百年，科學發展發生了幾次重大突破，從天文學，到化學、物理學、生物學，到最近半個世紀的計算機、互聯網、基因科學和人工智能，人類似乎基本搞清楚了大自然的真相，走出自然的潛力似乎正在嶄露其充分實現之後的可能性。
以這樣的速度和深度展開，是令人特別恐慌的一件事情。
科學技術可能會改變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最基本的比如說，什麼是『現實』？什麼叫意識？虛幻與現實之間的區別、遊戲與工作的疆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從長遠來看，生物基因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和量子計算，如果這些新的前沿技術發展合流以後，很可能會造成一種新的文明，人作為萬物靈長的重要性正在慢慢地消失。
它們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做很多分析研判，但是很難作出倫理意義上的判斷，因為這取決於最深的一種人文主義傳統，然而這個人文主義傳統似乎也在公共思想界衰落。
大眾似乎更願意接受科學主義的、物理主義化約論對生命實踐的解釋和論述。
盡管現在討論的新的虛擬現實《包括元宇宙》，在商業發展上不如最初預估得那麼迅捷，無論如何還是展現了一種可能。
其實，元宇宙就是『生活在別處』，是出走到別處的生活。
我們講所謂詩和遠方，為什麼要連在一起？它們意味著遠方未抵達的生活才具有詩意，而眼前的生活好像不值得過，隻是茍且和將就的生活，雖然帶來秩序、安全感和確定性，但詩和遠方才是我們向往的生活，才是引人入勝的世界。
虛擬世界提供最大眾化、便利可行的出走，而且這一看似無害的出走私奔可以為每個人定制，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元宇宙，裡面有不同的烏托邦，可以是公共生活，比如有人向往一種去中心化的接近共產主義的完全自由，現在不需要實現人類的全解放，只要元宇宙裡面的所有人都同意，都達成自由就可以。
它可以取代中心化的等級權威，在私人生活中，元宇宙原則上可以獲得無窮快樂的極致體驗。
但這裡面有哲學的問題，即使技術問題完全被解決，在充分元宇宙的私人生活世界裡，我們是不是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一個焦點問題在於，元宇宙不僅能滿足自我，還能重構自我，這裡涉及到身心關系這一古老的哲學問題。
從物理主義、唯心主義、自然主義及身心二元論等視角，無論怎樣一種對心靈的看法，都有一個身心互動機制，心靈和身體是互動的，無論相信心靈主導身體，還是身體主導心靈，都免除不了身心糾葛的現象。
在元宇宙裡，我們可以讓感官體驗超越物理世界的限制。
比如，在當下的現實世界中，我們看到一個東西但摸不著，在元宇宙看得見就可以摸得著；在現實世界，有時候要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在元宇宙可以極為便利地切換視角和景別……這種感官體驗的巨大變化會不會改變我們的心靈？
在現實的物理世界中，我們的身體總是有障礙的，至少要服從重力；在虛擬世界中，身體和感官可以達到無障礙。
與之相應，心靈和『有礙之身』在現實世界建立了一種特定的身心關系，而在元宇宙世界裡，心靈與『無礙之身』則完全可能是另一種身心關系。
現實中，我們身不由己，無法隨心所欲；虛擬世界中，我們隨時可以心想事成，沒有身體受傷害的風險，也沒有道德風險。
無礙之身與心靈化身的互動關系中，我們也不再需要追求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不隻滿足了所謂自我，而且重造自我。
可是，通過創造無礙的身體，我們能達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自由總是對人而言的。
我們人類至此為止是在有礙的身體當中形成身心關系的，這是人類倫理構成的基礎性條件。
如果沒有死亡、風險，就不會有畏懼和珍惜；身體沒有受傷的可能，沒有那種受到威脅的傷害，就沒有勇敢這種美德；如果不需要努力就能心想事成，那就沒有卓越和智慧；沒有資源的匱乏，就沒有善意和友愛……有礙的身體幾乎是構成所有人類品格的一個條件，至今為止，人類世界的規范都依賴於有礙的身體。
有礙的身體在限制我們的同時也成就了作為人類的我們，而且內在地規定了自由的含義，無論是擺脫障礙的消極自由，還是實現自我主導的積極自由。
新的科技發展會讓我們更好地生活嗎？實際上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在一個科技突破發展的環境中，在充分的元宇宙當中，我們不再是如我們以往所知的人類，我們可能變成一個新的物種。
人類到底會變成什麼？我不願做武斷草率的斷言，把這個問題留給未來吧。
我聽到過一個比較驚悚的對未來的預言，來自英國皇家學會前主席、劍橋大學天體物理學家裡斯《Martin Rees》，他認為，無論如何界定『思維』，人類的有機體思維《organic thinking》隻是《超大尺度的》演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其思維的速度與強度終將被機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計算機誕生之後。
生物大腦的抽象思維奠定了所有文化與科學的基礎，但這隻是一個短暫的歷史前奏，通向『非有機體的後人類時代更強有力的智慧』。
這其實是說，人類文明是宇宙文明的史前史，人類被發明出來的使命，似乎就是為比人類文明更高級的文明做出準備。
這樣的未來是令人興奮還是令人恐慌呢？如果那個文明來臨，我們人文主義的判斷標準可能變得不相關了。
那麼，我們應該去延緩還是要加速科技創新的進度？這可能不是好的提問方式，要點在於我們需要思考『如何』的問題：對於不同領域的科技發展，如何在應用中作具體的差異化的分析並予以區別化的對待？同時如何保持倫理上的審慎鑒別與規范，以保持我們人類最根本的、迄今為止獲得最廣泛共識的那些尊嚴和價值理想？這已經成為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新技術、政治和哲學領域裡的重大問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3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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